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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量刑过轻”或“过重”的舆情质疑,法院应当如何应对舆情?

日期:2019-09-20 16:28

面临“量刑过轻”或“过重”的舆情质疑,法院应当如何应对舆情?

面临“量刑过轻”或“过重”的舆情质疑,法院应当如何应对舆情?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强奸案,案件性质恶劣,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该事件有2起重大的典型特征引起了网络极大争议。一是受害者为“00后”且未成年;二是该案件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及其亲属向被害人亲属赔偿经济损失30000元取得其谅解,经法院依法审理,可酌情从轻处罚,适当减少刑罚量。因此,这两点极具争议的案件特性迅速把该案件的舆情关注点转为“交钱减刑强奸仅判4年”,引爆了网络对法院审理“不公”的谴责与质疑,民众认为四年有期徒刑实在是太轻,“花钱减刑”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前列,法院依法审理并无过错,但其舆情引导工作的怠慢,致使社会舆论无序发酵,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公信力。

近年发生了许多带有复杂背景的恶劣刑事案件。由于其背景复杂,司法理性与舆情感性往往产生冲突,大众法律意识的欠缺导致对相关案件的认识不充分,致使法院严格依照法律下达的判决,往往受到舆论的炮轰。当今时代,新媒体与社交平台的发展大大拉低了公众接受信息与发表态度的门槛,虽然便利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但也使谣言等不实信息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与传染范围。

除了法律意识有待提高这一层硬性原因外,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共情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今公众舆情感性与司法理性为何常常产生难以调和的冲突。本案和不久前牵动了整个社会的“张扣扣”一案就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由于信息在网上传播伊始,媒体就因其犯罪动机给“张扣扣”案挂上了“为母报仇”的标签,使得公众对张扣扣的犯罪行为产生了共情,即“我是当事人我也会选择这样做”的共鸣感知,将自己的切身利益代入到案件当事方。这些固有的传统思考模式让公众普遍愿意将同情寄托于弱势一方,而忽略了对受害者的认知。于是网络舆情产生了极大争议,大部分舆情认为张扣扣的杀人行为能够获得一定谅解,与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的司法行为产生了冲突。但是在“00后被强奸”案中,民众将情感带入受害者一方,认为犯罪嫌疑人理应获得严重的刑罚,无论多少钱都无法买到“谅解”。前者是质疑“量刑过重”,后者是质疑“量刑过轻”,即便法院发布了司法详情与法律依据,也难以平息舆论的炮轰。当今社会性质复杂,诸如此类的案件发案频率越来越高。若缺乏有效的舆情应对措施,相关事件不断累积,会对法院公信力造成严重的损害。

面对这些性质特殊的案件,司法机关应当如何应对舆情?

面临“量刑过轻”或“过重”的舆情质疑,法院应当如何应对舆情?

根据乐思软件的研究分析,司法机关在进行该类案件的公众舆情应对时,应当注重以下内容。

首先,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内容与性质,对敏感案件进行准确分类,以此为标准确立舆情预防机制。例如,上述两起案件都带有两种与公众舆情挂钩的明显标签,张扣扣案是“共情的轻判预期与司法的理性产生冲突”,其“为母报仇”的标签与重判的结果为该案件的分类。“00后被强奸”一案则是“公众希望重判”与“法院减刑”的矛盾。因此,法院不仅要在事后对案件进行详尽的普法说明,在案件发生与审理过程中也应当注重舆情处置,在应对舆情时要充分考虑到大众舆情的预期,提前进行舆情引导,对社会上夸大、不实的信息及时处置,避免公众在开始就被网络“带节奏”引偏。

其次,深化媒体意识,提升法院的舆情应对水平。当今相关案件舆情大多由社会媒体与KOL(意见领袖)“带节奏”引发网络舆情爆炸。如今新媒体及意见领袖在网络上的舆情影响力在自媒体时代已经达到一句话就能引发一场舆情海啸的强大等级,法院也应当加强与社会媒体的合作,不仅要通过官方渠道对舆情进行引导,也要发挥广大社会媒体的力量对民众开展普法教育,让民众能够从开始就客观认识到法律正义。同时,也要注重意见领袖的培养。当舆情爆发时,意见领袖能够对舆情引导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让法院避免“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