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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刻章救妻续:北京称其妻应回原籍办医保

日期:2019-06-19 10:02

这两天,廖丹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最后的判决。为了让患尿毒症的妻子能完成每周两次的透析,廖丹私刻医院公章,伪造收费单,4年间逃过了17.2万多元的治疗费用。2011年,廖丹夫妇的行为被所就诊的北京医院发现并举报。

7月11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廖丹私刻公章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廖丹的刑事责任。

7月11日开庭后回来,廖丹常在房间角落里闷头抽烟。法院问是否能退赔医疗费用,现在廖丹正在琢磨着怎么能把现在住的这套5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卖掉。街坊邻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他真是没招儿了,但凡有办法,都不会私刻公章。

廖丹一案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被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难道患尿毒症的妻子没有医保吗,这样的困难群体,他们的看病难问题如何解决?

突如其来的尿毒症

生病前,杜金领在北京一家美容院做美体师,每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是一家三口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认识杜金领的人都说她干起活来不要命。丈夫廖丹下岗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主要在家里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2007年上半年,杜金领发现脸部经常浮肿,吃东西常呕吐,还常有尿频的症状,再严重些时,会腿酸得迈不开步。杜金领一直以为是工作太累了,歇会儿就能好。直到一次在工作时晕厥过去才到医院就诊。最后被诊断为尿毒症,医生说必须换肾。

换肾要几十万元,还不一定有肾源,对这个家庭来说比登天还难,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透析。可透析很快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2007年刚住院时,半个月的住院费、手术费和透析费一下就花费3万多元,而家里只有两万多元的积蓄。从那时开始,廖丹便东拼西凑找“救命钱”。

杜金领经常半夜发病,“喘不过气来,就像游泳呛了水一样”。救护车时常造访,街坊邻里逐渐知道了这对患难夫妻的经历。叫一次救护车要花费300元,廖丹经常把车叫来了,却没钱付费。急、恨、难受,刀绞般的感觉时常折磨着廖丹。

有一次,杜金领半夜发病,廖丹敲开了邻居李大姐的门:眼泪瞬间滚下,没有过多交流,李大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廖丹平时少言寡语,因为好面子,很少开口求人,这位被廖丹称为“大姐”的李女士说,他开口,一定是自己遇到了扛不过去的事。

一周两三次透析,每次透析420元,一个月要近4000元的治疗费。当医生问起夫妇二人是否有医保时,廖丹和杜金领才发现,在他们之前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医保”的概念。

办医保的两难境地

廖丹开始四处打听如何能为妻子办医保。今年41岁的廖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39岁的杜金领的户口在河北农村。按照北京夫妻之间投靠入户的规定是:结婚满10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才能办理。也就是说,杜金领目前还办不了北京户口。没有北京户口也就办不了北京的医保。

杜金领20多岁就来北京闯荡:卖过盒饭、在工厂做过工,后来又做到美容院做美体师,但这些单位的老板从未给杜金领上过医疗保险。没有北京市户口、没有固定单位,大病袭来,诸多不幸叠加压在杜金领身上。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工作的人士可以申请办理北京城镇职工医保,同时也享受大病医保的政策,但杜金领这种非北京籍无工作的情况,应该回户口所在地办理医保。

办不了北京城镇居民的医保,杜金领也没有回户口所在地——河北易县办理新农合医保。县城医院能不能做肾透析还不好说,若做不了需要转院还要办理一堆手续,最重要的是儿子现在北京上学,这些阻碍,让廖丹不敢再去想带妻子回河北治疗的事。

尽管在北京有家有口,有工作,但对杜金领来说,她的身份就是一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管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还是新农合,对她这样身份的人来说都不合适。

因为忙碌和压力,廖丹也开始疾病缠身,糖尿病、胸积水和肺结核,却一直没正经吃过药。去年,廖丹才听说自己也可以办理北京医保。但申请快一年了,也没办下来。

廖丹一家三口除享受每月1700多元的低保金以外,杜金领还享受一项针对于低保户和困难户的医疗救助,救助比例为60%,每一年报销封顶金额为3万元。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民政科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介绍说,2011年年末,北京市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有关问题的通知》,救助比例由60%提高到70%,全年累计救助总额由3万元提高到8万元。如果杜金领的肾病属于终末期,报销金额全年累计超过3万元,便可以申请更高一级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