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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国族: 从“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谈起

日期:2019-11-01 17:27

“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曾以此为题,有过引人入胜的讨论。(《近代中国》1996年第2期)作者把问题的焦点锁定在“旗袍”上,并不是想为“旗袍”打广告——要知道,在本文发表的二十年多年前,“旗袍”还多是礼宾人员的制服,限于正式场合;如今成为网红爆款,引领时装消费新动向,恐怕是作者撰文时所始料未及的。通过这一设问,文章想引导读者思考的是,女性如何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并在国家政治中施加影响,正如作者所言,探讨国家政治对女性时尚的调控,能够审视女性在民族国家神话中的地位。对其他社会的女性服装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这层重要的关联。但是,在不同社会向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中,民族服装(national costume)的命运大不相同:以印度和中国作比较,纱丽在印度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中国,却似乎没有地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民族服装(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暂且不论)。八十年代的中国时尚杂志,曾对中国旗袍与日本和服、韩国韩服、印度纱丽有相同的定位,但在作者看来,这种定位却忽视了以上服装在各自国家的地位与含义: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里,旗袍既远离市井生活,又不在高档时装之列。旗袍的这种尴尬处境,于是乎成为作者观察历史上女性和民族国家关系之议题的切入点。
旗袍的时尚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此前社会上一度流行着夹克衫搭配裤子/裙子的两件式女装。结合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对传统价值(包括男女有别的观念)的批判,以及女性愈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实,安氏指出,潮流从两件式的上衣下裤/裙转变为单件式的旗袍(有男性长袍的影子),是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一种表现。这呼应了秋瑾当年的女扮男装之举:模仿男性的着装打扮,以求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把头发剪短在女性当中成为一种风尚,也包含了同样的诉求。

时尚与国族: 从“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谈起

在左图的广告中,夹克衫与长及小腿的裤子或裙子的搭配,流行于五四时期;在右图的海报中,女性身上的高领修身旗袍,风靡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采自《中国服饰的变迁》第124页。
从逾越性别鸿沟到承载女性之美,旗袍的华丽转身,其实主要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旗袍的女性化意味被发扬到极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旗袍被官方确定为正式的礼服,又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和工业社会的一道缩影。旗袍在三四十年代的独领风骚,为其五六十年代的黯然退场埋下了伏笔。尽管八十年代旗袍曾一度重返时尚圈,然而因其穿着不便之故,又未能受到现代女性的青睐。旗袍历史的起起伏伏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同时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即如何在西方时尚蜂拥而至的背景下定义民族服装。在女性着装选择相当多元化的今天,旗袍虽不乏充实的粉丝,但不太可能再续昔日之辉煌。再看一度与旗袍平分秋色的男性长袍,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则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作者由此生发出一些颇值得玩味的观点:如果说民国前期的旗袍和建国之后的干部制服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性别差异,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国人对西方时尚的接受,则客观上强化了性别差异——但是,在跨越性别界限的问题上,前后并无二致:当中国女性向西方时尚进军时,她们实际上与男性同胞是步调一致的。作者在文末感叹,这种“默契”并不能视为性别平等的象征,只能说明女性历史仍裹挟在男性历史的线性叙事框架里,站在女性角度、展现女性特质的领域在中国社会还相对不完善。
安氏后来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这个问题,推出专著《中国服饰的变迁:时尚、历史与民族国家》(英文版2008年),回顾中国时尚的历史。一提到时尚,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作者将这种惯性思维的由来,追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亚洲的观念,这在布罗代尔的书里有更明确的表述:服装一成不变正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具体反映。诸如此类的论调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堪一击的,而造成这类偏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英语国家对非西方社会的物质文化的发展知之甚少——这也是本书希望填补的一个空白。

时尚与国族: 从“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谈起

《中国服饰的变迁》封面
然而,此书并非一部中国服饰的资料汇编,而是夹杂着许多耐人寻味的议题,尤其是性别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在早期西方来华人士留下的文字中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倾向,“文化相对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文献中作为一种隐喻、一种话语出现,实际上与作为个体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关联不大”(第33-34页)。作者解释道,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并不一定源自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先入为主的喜欢推崇或厌恶轻视,而可能来自于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观察。这种观察既有对缠足的声讨,进而导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否定;也有对中国妇女服装的赞许,从而引出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反思——而对后者的研究,此前并不多见,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安氏发现,在一些西方人士的笔下,中国女性的服装曾被作为正面的参照,用来质疑西方对女性时尚的定义,即将身体的遮掩和暴露都置于一种满足观赏的需要上。
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就在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对西方女性装束中的裙撑和对肩膀、手臂乃至于胸部的暴露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国人、印度人、伊斯兰教徒以及本国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对身体的自然呈现,相比之下要好得多。在上海发起“天足会”向缠足宣战的英国人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 1845-1926)曾写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外国妇女用以展现其体型的紧身服装是非常不得体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尽量避免穿着暴露形体的服装。”(《中国服饰的变迁》第38页)随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英国画家威廉·压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和美以美会驻华会督美国人柏锡福(James Bashford, 1849-1919)则认为,当时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显得既舒适,又经济,又端庄。对于服装的舒适度,身着长袍在中国旅行的英国女性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 1831-1904)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她评论道,中国各阶层女性的服装穿起来都极为舒适,没有紧身束腰之类的物件,她本人是如此习惯于中式服装以至于不想再换回欧洲的女性服装。而立德夫人在比较了中西服装之后,甚至生出自惭形秽的想法:“我想每个人都会觉察到我们欧洲人的服装缺乏魅力与优雅。”(《中国服饰的变迁》第40页)基于这些观察,安氏指出,从女性角度书写的历史,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线性的进化论历史迥然有别——中西差异不再归结于发展时间上的先后,而是空间上的不同。

时尚与国族: 从“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谈起

“中国女性的简约着装”。采自《中国服饰的变迁》第38页。